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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便奉父母之命被迫与邻村一位许姓女子成婚的张竞生澳门新葡萄京娱乐app,张竞生离开北大后

多年后,张竞生曾有很好的自我反省,那是《十年情场》第一章“开始研究性学”。张称自己编《性史》主要受英国学者蔼理士影响,加上“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想法很不错,但操作有问题。蔼理士《性心理学》主体部分乃学术讨论,附录的“性史”仅作为参考资料,属于“私行本”,成年人方能购买。反观张竞生的《性史》第一集“价钱不过三毫,人人可以买得起”,且全书“只有性的叙述,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张竞生自己也承认,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导致“《性史》第一集中未免有‘小说化’的毛病”,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读(参见《张竞生文集》下卷第103—108页、《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第154—159页)。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商人牟利之举,与张竞生本人无关,但开篇没做好,科学性不够,这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始作俑者,难辞其咎。更何况,到上海主编《新文化》月刊,创办美的书店,商业方面的考量迅速上升,诸多言论及举措确实不得体。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真正给他沉重打击的,是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文化人。“性学”本是很严肃的话题,社会阻力大,容易被曲解,研究者须十分慎重,切忌哗众取宠。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然而,因为他的恶名,他辞世之后一度从中国文化史上消失,以至于1980年代中期,当中国另外一位著名的性学家阮芳赋向人们介绍张竞生的时候,甚至找不到确定其生卒年份的资料。在《从张竞生之死看性教育的历史教训 一篇尚不该写却权且写来的文章》中,阮芳赋竟然认同了张竞生于1932年服毒自杀的观点。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这一观点也是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找到的。2003年,当笔者撰写博士论文述及张竞生思想的时候,遇到了相同的困境想找到一本可靠的张竞生传记都很难。去年年底,这种窘境结束了,张先生的同乡广东作家张培忠出版了《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全景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坎坷的一生。

当然,也有出来说公道话的,这个人就是周作人:“张竞生在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文章中又时时看出著者的诗人的天分。”

上世纪30年代初,历经坎坷的张竞生回到家乡饶平县大榕埔,从事乡村建设试验。他兴校育才,修桥筑路,造林种果,造福村民。这期间,他顶风冒日,造访乡邻,越山翻岭,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农村复兴实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热情为农民代言与鼓呼。一时间,中国有了从事乡村建设的“南张北梁”之称,南方是张竞生,北方是梁漱溟。但梁漱溟重于教育,而张竞生则更重于发展农村经济。

1920年,张竞生回国。次年,受邹鲁等潮属议员之荐出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走马上任,张竞生大行整顿,招收女学生,开展性教育,辞退了许多素来声名不好的教员,聘请许多好教员。可是,很快,那些被辞退的教员勾结一些学生,掀起了大风潮,一时间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心灰意冷的张竞生被迫去职。

2014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性史》,封底引周作人的话,可人家谈的不是《性史》,而是《美的人生观》——“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美的人生观》,下半卷讲深微的学理,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开明:《沟沿通信之二》,1924年8月27日《晨报副刊》)周作人还有一篇谈张竞生的文章,但评价已大为逆转:“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岂明:《〈“新文化”上的广告〉按》,《语丝》第124期,1927年3月25日)1960年代,周作人撰《知堂回想录》,其中“北大感旧录”那组文章很动人,分别谈论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损、许之衡、黄节、孟森、冯汉叔、刘文典、朱希祖、胡适、刘半农、马廉、钱玄同、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等;若再加上“北京大学”、“蔡孑民”、“林蔡斗争文件”、“卯字号的名人”、“三沈二马”、“二马之余”等节,周作人谈北大同事的文章实在够多,可就是没有张竞生。

  张竞生在北大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论理学,1922年他为该门课程编写的教材《普遍的逻辑》由北大印刷课付印。这本教材是中国逻辑史上比较早使用逻辑这一概念的教材,但该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执教北大时期,张竞生更有影响的著作是《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张竞生通过这两部讲稿提出了情人制、新女性中心论、性教育、节制生育等惊世骇俗之论。《美的人生观》第一章第四节专门讨论了美的性育,该书问世后周作人曾在《晨报副镌》撰文赞扬: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5年冬,此时身为北大教授的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

不久,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和胡适是当时北大哲学系两位最年轻教授,这是张竞生人生的最辉煌时期。蔡元培任校长的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张竞生甚至在北大举办性学讲座。他独树一帜,在家庭、婚姻、爱情等“大众文化”中开创新的学术领域,著书立说,演讲社交。一时间,张竞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广受关注的名人。后来,他又写出《性史》一书,立即受到谴责,曾与张竞生同时留法的宋子文也在南京教育会议上点名斥责张竞生倡导乱爱和淫乱。当时,刘海粟主张在教室公开画人体写生,黎锦晖写时代曲《毛毛雨》,被称为“三大文妖”,张竞生不得不离开北大。

八年的留学生活,除了给张竞生留下了数段刻骨铭心的罗曼史,更成就了学问人张竞生。他遍游欧洲列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同时,由于受法国提倡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文化背景的熏染,强化了他性学研究的兴趣。而最重要的是,他还在这里 邂逅了他终其一生都受之影响的卢梭的作品。

胡适与张竞生的精神气质及学术路数完全不同,不提及也就罢了;令人意外的是,主持妙峰山进香调查的顾颉刚,也不提张竞生。1922年1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除了培养研究生,编印书刊,还设有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会等。1926年8月18日刊行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24期上,提及下属各单位业绩,风俗调查会除了发放表格,请暑假回乡学生以及各地学校代为调查,再就是“由本会自行派员调查者,计有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及财神殿进香之风俗”。查1923年5月19日、1923年11月10日、1924年3月6日、1924年6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研究所国学门启事》、《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魏建功)、《张竞生启事》、《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开会纪事》等(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484—14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证实风俗调查会确系张竞生发起成立的。可惜的是,现代学术史上颇为显赫的妙峰山调查,竟与张竞生无缘。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等上妙峰山,调查香会的组织、礼仪以及民众心理等,此乃北大提倡民俗研究后开展的第一次正式调查,领到了调查费用五十元。在4月30日的日记中,顾颉刚称:“到妙峰山看烧香,想了好几年,今日乃得实现。”为何如此期待?原因是:“在研究学问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1925年5月13日《京报副刊》第147《妙峰山进香专号》)查顾颉刚1925年日记,后面附有师友联系方式(地址或电话),共约130人,可就是没有风俗调查会首创者张竞生。

  张竞生一生著述(包括译著)颇丰,遗憾的是,多数人只记得《性史》或者《第三种水》。早在1919年,31岁的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完成了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并以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可惜此文尚无中译本,使我们不能窥其堂奥。

与张竞生同时代同资历的人,到如今都已经暴得大名,而他依旧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用鲁迅的话来说:“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张竞生已是古稀老人,但他仍在研究振兴农村经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书桌上的煤油灯仍然亮着,桌上摊着一本已看了一大半的书。张竞生逝世若干年后,潮汕老乡、北大教授陈平原说:“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

当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趁势就这个话题策划了系列讨论。短短两个月,《晨报副刊》发表了讨论文章24篇,信函11件,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

从1927年海上卖文,到1933年二度旅欧归来,这六七年间,张竞生颠沛流离,一惊一乍。因生活所迫,其译书及著述如《卢骚忏悔录》(第一书)、《梦与放逐》、《伟大怪恶的艺术》、《歌德自传》、《多惹情歌》、《烂漫派概论》等,大都属于急就章。

  1926年,张竞生编辑出版了对他一生影响甚大的《性史(第一集)》(光华书局出版)。该书内容主要为前一年寒假他在《京报副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共有7篇文章,每篇之后都有他加的按语。《性史》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据说新书上市当天光华书店里万头攒动,购书人和围观者把书店所在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最后竟动用了水枪驱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要道。《性史》的大卖引发了一连串的续集竞相出版,这些续集都是盗用张竞生名义的伪作。据台湾学者彭小妍称,现在光是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就可以找到十册《性史》的续集。可见当时跟风出版早已大行其道,张竞生也因这些与其不相干的《性史》大遭物议,世人竟忽略了他征集这些材料的原意是为了学术目的。

张竞生回国之后,担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期间,他曾实行男女同校,并且提倡在学生中开展性教育,他还特意带领男女学生到城外的韩江游泳。因为这些举动,张竞生被当地人骂做“卖春博士”。由此可以看出,他编著《性史》符合其为人处世及性教育理论,也并不是那么突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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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这是一个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名满天下的名字。他曾获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他是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也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他曾在《晨报副刊》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鲁迅说他的观点25世纪或能通行;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和确立风俗学,最早翻译卢梭的《忏悔录》,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然而,一册惊世骇俗的《性史》,招来骂名无数。直至终老,他都未能摆脱色情博士这个名号。

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称“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底为止”(岂明:《时运的说明》,1927年2月26日《世界日报副刊》),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张竞生也曾奋起反击,但周氏一语成谶。此后的张竞生,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始终无法摆脱“性博士”的恶名。

  二、张竞生的书

张竞生太超前了!时至今日,无论是马晓年,还是童嵩珍,在当下也是举步维艰。

张竞生离开北大后,来到上海,走访了潮汕老乡郑小秋。郑小秋先生告诉我,竞生兄准备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开办书店,要招聘男女店员。当时,上海滩书店未有女店员的先例,郑小秋提出不同看法。但竞生个性很强,还是与友人在四马路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他任总编辑。因招美女为店员,还出版了一套《性育小丛书》,一时生意很红火。但不久书店遭封,被迫关门。张竞生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在同学陈铭枢的资助下,远走法国,专门从事翻译,译出了卢梭的《忏悔录》一书,成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忏悔录》的人。

18岁便奉父母之命被迫与邻村一位许姓女子成婚的张竞生,在结婚当日,便觉她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俗不可耐。而他记忆中的巴黎,坐在电车上好似有一股热烈的气氛,如水蒸气一样在围绕着我!步子又矫捷又婀娜的法国女子,更是满脸堆着俏,一团尽是娇。任你怎样冷酷无情,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不免和那些风流仕女们同样销魂了。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张竞生(1888—1970)不可,与其选择“性学专家”,不如说是“卢梭信徒”。作为北大哲学教授,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无限风光,这其实是不虞之誉(毁)。十年前,我为张培忠著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撰写序言,提及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过于张竞生:“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1919),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 《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

  1950年代,张竞生又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在生活困顿、精神压力巨大的状况下,张竞生创作了半自传体散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这三部作品皆在海外出版,其中所述个人经历成为后来为其立传的重要参考资料。虽然据张竞生次子张超先生说,这三个姊妹篇在当时有卖文糊口的性质,但有学者曾评论说,50年代的散文名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等的作品都不如张竞生的文章至情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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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屡次电邀他到南京出任伪职,均遭拒绝。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张竞生打了4把锄头,上刻“休养生息”4字,分寄蒋介石、陈诚、何应钦、顾祝同,要他们停止内战。

在《十年情场》中,张竞生写尽他在留学时代的惹草拈花的浪漫史。海滨偶遇的女招待、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占了他一页情史的巴黎女助教、邂逅避难的女诗人、西方的史湘云……然而,最让他引以为恨的是,他本来可以跟其中好几个女子成为好夫妇的,可是他不敢,因为家中有父母之命所给我的黄脸老婆。

这就回到,为何同是关注民众日常生活,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大获好评,而张竞生的性史调查却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除了世人误解以及环境压迫,还得谈谈张竞生自身的气质与才情。

  在上海期间,张竞生先创办《新文化》月刊,继而开办美的书店。《新文化》月刊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美的丛书、性欲丛谈,张竞生还主持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著作,编成霭理士女性小丛书,继续传播其主张。鲁迅著作中提到的《第三种水》即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行。在同行的倾轧和恶势力刁难下,《新文化》月刊一年中出版6期而止,美的书店仅办两年就被迫关门。之后,张竞生第二次赴法从事翻译工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世界书局出版的浪漫派丛书,其中个人的著作主要是《伟大怪恶的艺术》和《浪漫派概论》,其余为译作。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还出版了他的《民力建设》、《民智建设》、《民生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书,可惜张的这类正经书从未得到过应有的重视。

他,叫张竞生。以他的资历与才华,本不应该被人忘记。可惜,他“做错”了一件事——闹得整个民国都与他作对,因为他公开地谈论性,并出版了一本叫《性史》的小书。

张竞生初露才华是在汕头。他口袋里揣着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一回国就担任金山中学校长。在此期间,他斟字酌句,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从社会改良、经济发展到教书育人、民生福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后又写成《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早期代表作。据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粤海挥尘录》一书记载,张竞生认为建设广东务须先从农业入手,次及工商。要注重智育,普及教育,不但要国民教育的普及,而且要专门及大学教育的普及。同时提倡科学教育。他还主张普及艺术与普及教育可同步进行……他的这些主张并不为当时广东军阀、省主席陈炯明采纳,他被免去金山中学校长职务。

之后忆起,他甚是后悔。他在《恨不敢娶欧妇》中叹道:由后回想,我真是大呆子。她们欧洲人极知那时我们一辈子是包办婚姻的,只要坦白,她们也极愿同到中国来。有许多留学生就是这样娶到西妇的。他转而恨道,可是我不够大胆,只是想若我这样骗婚,对中妇与西妇都不好。我就这样牺牲自己,牺牲他人。只顾形式不重精神。空向西风挥洒同情泪,究之对东风也无一点好处。言念及此,没世痛恨,夫得何言!

周作人读书广博,对西洋性学理论的了解,一点不比张竞生差,眼看《新文化》走火入魔,这才迎头痛击。而受过专业训练的潘光旦,更是这么评价“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新文化》:“其中侈谈性育的文字,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本不值得一驳。最近的第二期里,主编者不自知其谫陋,竟讨论性育与优生的关系起来。涉及性的文字,胡乱写来,原与淫书无异,早已成为一班文妖、假社会科学家、与假艺术家的渔利的捷径。”(潘光旦:《〈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1927年5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此文又刊《性杂志》第一卷2期,1927年6月。另外,1946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蔼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潘光旦《译序》重提此事:“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留学美国的专业训练,与留学法国的生活趣味,二者本就很有隔阂;再加上大学教授可以清高,书店老板靠市场生活,趣味自然不一样。离开北大的张竞生,靠编印书刊为生(此前也有操作,但那是业余的),而市场自有规则,容不得你自由发挥。

  张竞生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厌恶他的人给他戴上了神经病、卖春博士、文妖的帽子,断言其著作是伪科学,许多说法都是胡说;为他鸣不平的人则尊他为哲学家、文学家、性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社会学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验家,称他是国民党元老、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概念的学者,把他推上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的交椅。面对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无法看清张竞生的真实面目。不过,根据历史事实,大致可以为张竞生勾勒出如下轮廓:

北京大学当时成立了一个风俗调查委员会,成员都是教授级的人物,其中张竞生是主任委员。关于风俗调查,一个列出了30多个项目,其中就包括性史。不过当时绝大多数人就提出异议,应该将性史单独罗列。

世人只知张竞生是“性学专家”,甚至一度“声名狼藉”,其实,其抱负和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振兴中华,振兴潮汕的豪情也史有记载。他出生于饶平县大榕铺乡。1912年留学法国,1920回国。他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哲学研究也颇有成就。

1912年,张竞生作为中华民国首批稽勋留学生,公派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大学哲学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快意人生。在法国,别有一种特殊的‘学术’,即是: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在这里,张竞生开始淋漓尽致地张扬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性。

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张竞生,资料散佚严重,勾稽实在不易。对于韩山师范学院诸君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是充满敬意的。也正因此,欣然出任顾问,并撰写了这篇序言。

  张竞生是一个读书人,他一生写书、出书、读书。革命成功后,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毅然出国留学。《性史》事件突发,书店关张之后,他想到的却是筹集十万元资本、请七八个人编辑、翻译两三百本世界名著的计划。他因编辑出版图书而获罪,但却乐此不疲,毕生笔耕不辍。1950年代,身处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即便妻离子散、生活朝不保夕他仍能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美文,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美的生活态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他的依旧是青灯黄卷。

张竞生在国内已经有妻子,这是其与其父妥协的结果——结婚,才能供其继续求学。张竞生曾经撰文回忆这位妻子:矮墩墩的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及一切都是俗不可耐。

而最初的声名鹊起源于那场他在《晨报副刊》发起的爱情大讨论。那是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在妻子(陈璧君的同父异母妹妹陈纬君)死后娶了妻妹陈淑君,已有婚约在身的陈淑君的未婚夫沈厚培从广州赶至北京,在《晨报副刊》上大打笔墨官司。

对我来说,谈论这位风光五载、落拓半生的北大前辈、家乡贤达,褒贬之间,需要史家的清醒,而不是“理解的同情”。其中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是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当初一笔带过,这回借为《张竞生集》作序,进一步阐发。因为,这是理解张竞生之所以长期被扭曲与遗忘的关键,也是让其重新浮出海面所必须闯过的重要关卡。

  1888年张竞生出生于广东饶平,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后被任命为南方议和团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他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赴法留学,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张竞生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从此进入文化中心。1926年,他因出版《性史》招致骂名,在各种变故的共同影响下离京赴沪创办《新文化》月刊,开办美的书店。1930年代,张竞生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代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革时他遭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

1916-1919年,在法国四年,张竞生是同批留学人员中,唯一获得双学士学位的人(巴黎大学文科学士、里昂大学哲学博士)。而比这些学位更可贵的是,要算张竞生的“艳遇”了。

张竞生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爱情定则。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公开为陈淑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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