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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研究澳门新葡萄京娱乐app,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如何为最后一门课做总结,实在是很为难的事。已经讲了一个学期的课,对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本来就带有总结的意味,所以在讲课中,也会展示研究的面向、进入的路径和其间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在第一讲“导言”中,曾概要说了“近代文学的历史图景与研究策略”,这样,关于研究方法,感觉已经没有太多可说的。当然,也可以为自己进入近代文学学科三十多年的研究做自我评价,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做,还是分派给陈老师比较合适(注:陈平原随后做演讲“作为学科的近代文学与作为学者的夏晓虹”)。思虑再三,我想还是以举例的方式,谈一点个人在研究过程中关于史料阅读的体会。

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文学,对于重构民族文化、重塑国民心理有着其他阶段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意义。2011年11月5日至7日,由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主办、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近代文学学2011年年会”在美丽的海滨大学——烟台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近代小说、诗文研究”、“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近代地域文学研究”、“开埠以来的烟台文学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论文总体呈现出选题新、见解新、角度新的特点,并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近代诗文小说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的儿子生平简介

猎历史网 - www.373cn.com/2016-07-27/ 分类:历史名人/阅读: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生出生时间是1873年,家乡是广东省新会县。想先我都有学习过有关于梁启超的事迹,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及文学家,号饮冰室主人。 梁启超照片 梁启超从小就十分喜欢读书,而且梁启超天生聪慧,在他还只是八岁的时候,就已 ...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生出生时间是1873年,家乡是广东省新会县。想先我都有学习过有关于梁启超的事迹,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及文学家,号“饮冰室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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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小就十分喜欢读书,而且梁启超天生聪慧,在他还只是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写文章,梁启超的年纪到了九岁,他就已经可以背诵千字文。梁启超在1886年参加考试,一举成为秀才,之后又参加殿试,一举中第被人们誉为 “岭南才子”。

在1890年,梁启超在同学陈少秋的的引荐之下,认识了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康有为。从此以后,梁启超虚心向康有为学习。不论是在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都与康有为十分的相似。由于梁启超的能力很强,最终成为了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随后,梁启超与诸多仁人志士一同发动了公车上书以及维新变法,但是在中外的联合绞杀之下,变法失败。但是,梁启超在海外流亡的时间里,仍然向海外华人宣传先进思想,主张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在1926年,梁启超感觉到身体不适,经常会出现头疼的情况。经过医院详细的检查,梁启超被确认为便血病。本来梁启超是可以被医治好的,但是由于医院方面出现问题,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梁启超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在1929年,梁启超的病情已经到了无法治疗的地步,最终在北京逝世。

梁启超的儿子

梁启超是我国清末民初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教育家,在我国的历史上,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对近代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不仅仅是梁启超个人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启超的儿子们同样也是中国发展的栋梁之才,为中国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很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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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照片

梁启超一生之中一共拥有两个老婆,一个是李蕙仙,另一个是王桂荃。李蕙仙一生共养育了三个子女,而王桂荃一生共养育了六个子女。因此,梁启超一共拥有九个子女。

梁启超的大儿子叫梁思成,是我国着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于1915年到清华学堂进行学习。到了1923年,与我国着名才女林徽因一同赶往美国学习,并且两人结为了夫妻。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梁思成曾经用流利的英文,详细的讲解了《中国建筑史图》这一本着作,将中国的建筑推向了世界,为中国建筑走向世界开拓了道路。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是我国现代着名的考古学家,是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并且在1948年,当选了我国首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梁启超的第五个儿子梁思礼是火箭系统控制专家,在我国的航天航空领域,以及军事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梁思礼是1946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的主要研究者以及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梁启超年谱

梁启超是我国晚清时期最着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仅是一名学者他还是我国最早的维新主义者,同时他还是我国光绪年间最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史学家,所以梁启超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所以在我国文学界和历史界都有很多崇拜他敬仰梁启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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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这本书的作者是丁文江和赵奉田,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4月1日。

《梁启超年谱长编》是近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巨作,在这部书中有很多的历史资料可以供现代学术思想研究者了解和参读,这本书中摘录了梁启超和他的师友往来的700多封书信,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年谱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不仅仅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还有编者配上的说明性和评论性的文字,这本书主要记录了梁启超一生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详细时间和他一生中的一些重要活动。这本书一直从1873年梁启超1岁的时候写到了1911年梁启超39岁,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年谱书,同时它还是一部详细的人物传记。

如果你很敬仰这位晚清时期的政治名人梁启超,同时也很感兴趣他的人生经历,你可以去阅读一下这部《梁启超年谱长编》,我相信这部书可以在你对梁启超的研究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

梁启超的子女

梁启超是我国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名举人,同时他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还曾和康有为一起指导了戊戌变法。梁启超被历史认为是我国清朝时期最优秀的学者。梁启超一生有九个子女,他们分别是儿子梁思永,梁思达,梁思礼,梁思成,梁思忠和女儿梁思庄,梁思懿,梁思宁,梁思顺。梁启超一生有很多的成就,他的子女们虽然没有他的成就高,但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着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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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诗词研究专家。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建筑学家,他的妻子林徽因也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学者和作家。梁启超的第二个儿子梁思永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梁启超的第三个儿子梁思忠是我国国民党19路军炮兵校官。梁启超的二女儿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一名社会活动者,四女儿梁思宁是优秀的新四军战士。梁启超的其他两个儿子梁思达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研究者,梁思礼是着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同时也是我国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从梁启超的子女的成就上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教育出来的孩子每一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情况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虎父无犬子”。

梁启超教育子女

梁启超是我国晚清时期着名的学者,他一生总共有九个子女,其中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梁启超的九个子女都是我国历史上的着名人物,其中在他的九个子女中有三个院士,其他的子女虽然不是院士,但也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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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我国晚清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教育能力可以从他的子女身上看出来,梁启超一门总共有九个子女,他的九个子女最后都成了我国的栋梁之才。所以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是极其正确的,从他子女们的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父亲。梁启超的教育方式其实很简单,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子女的教育上,他子和子女们一起读书生活,在事物处理和选择上给子女提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他既没有束缚子女的天性和天赋,也没有放纵不管他们,而是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教育方式正确的和孩子们进行沟通交流。梁启超还在平常的生活和交流中渗透给他的孩子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正是因为有梁启超这样细心和正确的教育方式,他的子女们后来才成为了栋梁之才。

梁启超的教育方式是很成功的,如果家长们对孩子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正确的教育孩子的话,不妨可以学习一下梁启超的教育方式。

梁启超办报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思想改革和维新学者,他为了进行思想改革和文化改革做了很多的努力,创办报刊就是他为了进行思想改革了而做的举措之一。在戊戌变法之前我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报刊,梁启超是第一者创办报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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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办道生涯是从1895年开始的,他在1895年的时候创办了我国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梁启超的办报生涯从1895年开始到1922年结束,整整27年,他在1895年的时候通过戊戌变法创办了《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这两份报纸在当时晚清时期具有极其大的舆论影响力,但好景不长,在1896年的时候由于戊戌变法运动失败梁启超逃往日本,这两份报纸也被暂停了。梁启超在逃到日本之后并没有放弃创办报刊他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等。梁启超在檀香山还创办了《新中国报》。后来梁启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回到了中国,为辛亥革命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梁启超创办的报刊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也将做报纸作为自己的事业一直很努力将他创办的报刊传播到中国的各个地方。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家,他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他将他的毕生所学都运用在创办报刊中,他希望可以用他创办的报纸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家。从1895年到1992年他有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来从事报刊事业,所以梁启超在我国报刊且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2015年古代文学研究一直保持着繁荣的态势,在文体学、域外汉籍、近代小说、赋学和清代诗学等五大方面较为引人关注。古代文学学者不仅关注学术研究,还积极关注社会,提出建设“中华文学”,倡议开展对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研究。

2018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总字数1400余万字的《梁启超全集》正式面世。《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可以追溯到1962年,因“文革”中断,直到1982年,全集正式由汤志钧先生负责。然而编纂过程一波三折,因各种原因,数次更换合作方,一度搁浅,资金支持也是直到近年才有。但汤志钧和其子汤仁泽“孤军奋战”,坚持编录资料,用了36年时间,终于编成。汤仁泽先生感叹,刚开始编纂全集的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到全集出版,他已年近七十,垂垂老矣。

首先需要说明,这门课程的名称虽然是“近代文学研究”,但我个人的研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近代史。我也认为,近代文学研究不能与近代史研究切割开来,理由在第一次课上也讲到过,即由于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不同,报刊文学兴起,使率意写作成为主流,纯粹的文学鉴赏批评在此类作品上并不适用,需要观其大略,确定这些作品的尝试价值,并引进史学研究的方法,考察其间蕴含的社会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的意义。并且,即使从学科本身来说,近代文学研究也属于一种历史研究,它所处理的不只是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史料。

首先是角度新。相对于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的研究是薄弱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随着学界文学史观念的不断变化,近代文学研究受到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也随之被注入了近代文学的研究之中,这直接促进了近代文学研究对象与面貌的出新,使近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文体学研究仍是研究的焦点,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吴承学在《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中提出,应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体学,强调回到中国文体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叶国良在《礼仪与文体》中认为,中国文学中有许多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赵辉在《行为性质与中国古代文体的确立》中,将行为的性质作为区分文体、文类的标准。在具体文体研究上,巩本栋在《〈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中提出,《文苑英华》将韩愈、柳宗元古文作品归入“杂文”一类,显示编纂者已开始从文体层面对韩、柳等人的古文给予肯定。

《梁启超全集》由论著集、演讲集、诗文集、译文集、函札集、附录六大类组成,按撰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索引和附录。全集中收录不少近年新发现、披露的梁氏佚文、信件,如2012年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以及汤志钧先生在日本、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地检索搜罗的海外资料,如在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发现的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等史料。澎湃新闻专访了汤仁泽先生,请他谈谈编纂《梁启超全集》这36年来的酸甜苦辣。

另外,我也想说明,我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做原创性的研究。这个目标本来也不能说太高,因为如果一篇论文没有能够在史料上有新发现,或者是在论述上有新推进,在我看来确实可以不必写。当然,我还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以后做相关课题的人,都不可能绕过我的研究。如何做到这一点?我想还是从史料说起,因为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而搜集、阅读本身,应该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受过程,而应当是一种有高度主动精神的发现过程。对近代文学、史学研究而言,史料就是你搭建论文的基本材料。而你采用了哪些史料,实际也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创造性。

本次会议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上有了新的拓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刘召明的《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运用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对王国维、胡适这两位同时期著名的文学史家进行研究。论文以《宋元戏曲考》和《白话文学史》为中心,比较了二人在学科视野、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又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遭遇。论文对于理解二十世纪初期文学史研究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点,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综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张彩华、阎佩佩两位研究生提交的《简论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之得失》一文,通过精读刘师培的《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并结合刘师培《中讲》一书,对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及其编写文学史的方法进行考察,并得出这样的认识:刘师培特别注重文学史的变迁,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察近代文学之变迁也”。两位研究者从文学史的编搜史中选定刘师培作为研究对象,表明论者对当今文学史编撰问题的思考,试图从前人的成败得失中寻求一种更为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思路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本次会议涉及近代文论研究的文章较少,但是孙晶的《近代文论领域之“陶谢”论初探》一文立意新巧,作者在近代文论史的阅读当中,勾勒出贯穿整个近代诗文理论中评陶论谢的闪光之语,分析了近代文论中“陶谢”论的独特之处及其在近现代文论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文章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陶谢研究的解读及传承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1辑,主要为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及书评,有日本汉籍研究、朝鲜—韩国汉籍研究、越南汉籍研究等。张伯伟又在《深圳大学学报》第3期主持“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专栏,从不同角度对东亚国家的女性诗文进行研究。北京大学刘玉才、潘建国主编《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对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卞东波《〈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对保存在韩国由南宋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进行分析,指出该书是现存最早的苏轼和陶潜诗歌研究专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献价值。域外汉籍的研究逐步深入,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研究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在“第二届东亚汉籍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要来自韩国高丽大学汉字汉文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学者,围绕东亚三国汉籍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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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近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史料的浩瀚无边。第一次课我就讲过,近代报刊文学的兴起,使得研究者必须阅读的资料已不限于单本的小说、戏曲或作家的诗文集,还有大量原初发表在报刊上并未搜集的作品,这还没说到巨量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史料。所以,资料搜集的最高境界——“竭泽而渔”,在古代文学研究或许还有望实现,在近代文学研究几乎绝无可能。不过,史料的浩繁,一方面会给研究带来困扰(起码在时间上要比古代文学研究投入多得多),但也会因保留了大量丰富的细节,而让你的研究变得更丰满,更有乐趣。举个例子,我写作《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对国人自办的最早一所有影响的女校,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这个面向上进行了考察。后来主要利用报刊广告,我又写过《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希望“深入到学校实际操作的细节层面”,“更贴近地展现晚清女学初办时期面临的种种问题”,所以对校名变迁的意义、校区的设置、教员的聘任与授课、经费的来源与使用以及对于捐款人的情况都做了仔细考证,使得这所女学堂的历史年轮变得清晰可见。

研究选题新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山东报刊资料与报刊学术资料的关注。虽然对报刊资料的关注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将近二十年,但研究者多数将目光集中在那些发行于大城市的著名报纸,而山东本土的报刊尚未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本次会议上,李日、郭春香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之罘报述论》以及付洁的《从1903年入手解读胶州报》两篇论文弥补了这个缺憾。近代山东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甲午海战、中德胶州湾事件、义和团运动,直到“五四运动”,山东都处于风口浪尖,但是山东在近代思想界、舆论界、文学界的建树与山东的大省地位和所处的中西对决的角色不相称。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我们研究的缺失导致山东舆论思想界的建树不被人知晓?这些问题都要通过彻底了解本土报刊才能得到解决。这两篇论文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在分组讨论会中,两篇论文更是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认为,对山东省本土报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文化史上山东人是如何引领舆论导向的。此外,本次会议亦出现了另外一种运用报刊资料进行文学研究的新形式,即:将二者合理结合在一起。郭浩帆的《近代报刊上的红学史料》以及郭浩帆、薛超睿的《读〈红楼梦诗〉作者朱瓣香生平创作小考》即是利用报刊寻找史料的另辟蹊径的可喜收获。晚清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关于《红楼梦》的评论以及传播史料,报刊上定然不少。郭浩帆等人的方法应该说开启了研究《红楼梦》在近代传播的新路径。

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陈大康《论近代小说的历史使命》论述了近代小说在70余年间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转变过程。从辨析“近代小说”概念入手,进而逐一考察组成小说发展体系的创作、传播、理论、读者与官方文化政策等要素在该时段的具体变化。乔以钢、宋声泉《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认为,近代中国小说的兴起不仅与“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而且同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传播等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密切相连。姜荣刚《留学生与晚清小说关系考论》考察了留学生与晚清小说的关系,认为留学生是晚清小说观念转变、西方小说引进以及“小说界革命”运动发起的中坚,在“新小说”创作方面亦具启导与引领之功。张天星编著《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收录1869—1911年晚清中文报刊所载的小说、戏曲禁毁史料,从70余种晚清中文报刊上获得小说戏曲禁毁史料3200余则。在“近代小说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近代小说作家及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与地位的再认识、近代报刊与小说关系的梳理与辨析、传教士与新文学的发生、近代小说与戏曲的相互影响、近代女性写作的探究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梁启超全集》书影

对于近代文学与史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报刊。报刊阅读对于返回历史现场,会有一种氛围的体验和认知;其次,报刊也是一个巨大的史料库。关于如何利用报刊进行研究,第一次课和以前专门开设的“近代报刊研究”以及陈平原老师的文章都进行过讨论,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肯定,比较早地阅读和使用报刊资料,确实让我在学界能够领先一步,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题目。最明显的是《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书出版后,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馆长闵杰写过书评,题目就叫《晚清报刊与妇女史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因为闵杰也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变迁,所以我读他的这些评论很有知音之感:“这些以专题形式讲述的人和事,竟然多半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甚至妇女史学界同人闻所未闻,而在晚清社会中,这些又确是知名的人著名的事,在一段时期或某个地区内甚至是风云人物,例如惠兴女士,例如屈彊事件。”“作者发现了这些人和事,而我们没有发现,是读报与不读报之故。”实际上,这里说的不只是阅读报刊,而是指出,在资料的取材路径上需要有新的开拓。

第二,角度新、见解新。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同一个文学现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研究者眼中,解读起来总是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见解。本次会议上关于《玉梨魂》研究的3篇论文,就很好地体现了文学研究的这一特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徐枕亚《玉梨魂》的评价都是批评大于褒扬,但是本次会议所提交的3篇论文却对这一骈文小说奇作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重新定位了《玉梨魂》在近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再现了这部小说名著的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李宗刚的《〈玉梨魂〉:爱情悲剧和人生哲理的诗话表现》一文,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意象、以才子佳人为主体的悲剧叙事、徐枕亚的道德宣教三个方面论述了《玉梨魂》的诗话品格,为我们呈现了《玉梨魂》的美学风格和艺术魅力。其对作品的解读十分准确而又深刻,既符合小说文本的实际,也符合我们作为读者的阅读感受。论文的亮点还在于一反研究的常态,从积极的一面对《玉梨魂》迅即流行的原因进行了解析,肯定《玉梨魂》为当时国人情感觉醒在文学上的折射,并且认为《玉梨魂》以其深刻的反对礼教的文化立场、深度的人生哲理、浓郁的人文情怀和源远流长的诗话品格,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熏染意义。王国伟的《对骈文小说奇作〈玉梨魂〉的文化解读》一文,重在从骈文角度解读《玉梨魂》的写作方式和文体意义,对小说的文本价值予以极高的评价。文章从《玉梨魂》的叙事结构、情节模式、心理描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其在这几个方面均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从而契合时代与社会的形势,反映了时人的心理需求。文章同时指出,《玉梨魂》的转型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于五四小说以及其后小说发展所提供的参考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侯桂运的《用抒情法以叙事——论〈玉梨魂〉的艺术特色及其小说史地位》则从“用抒情法以叙事”的角度研究分析了这部作品,论述了《玉梨魂》畅销不衰的原因,为我们重新确定其艺术特色,重新审视其社会影响添加了新的资料。

赋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许结发表《论考赋“取人以言”的批评意义》,并主持《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辞赋研究”专栏,刊发张新科《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王思豪《汉赋尊体与〈诗〉之“六义”》、刘培《宋初学术思想与皇权专制的互动——辞赋创作视野下的重用文臣与道德重建》等文章,论述汉赋继楚骚之后拓展其物态情境,并经后世的不断追述与推尊而成为“一代文学之胜”,宋赋经唐代闱场律赋创作疲弱之后而成为赋史的变革时代。刘培《熙宁变法语境下的学术纷争与辞赋创作》、《北宋科场改革与律赋沉浮》论述熙宁年间宋廷颁布贡举新制,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后至元祐又恢复了诗赋取士,这都对辞赋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父子二人与《梁启超全集》结缘

现在我们的学生已经对报刊研究的路数很熟悉,而且,随着《申报》和其他越来越多报刊数据库的出现,对近代报刊的使用已经比过去方便了许多。需要警惕的反而是过于依赖数据库。目前这些全文数据库确实提供了检索的便捷,以前必须逐张翻查的报纸或杂志,现在输入检索词,基本就能轻易获得。但由此也会忽略对于整本杂志或整份报纸的阅读,以致遗漏很多相关甚至是必要的资讯。相对说来,电子书的形式好一些,但扫描本多半没有彩图,而且,对原刊的物质形态少了感性的体认。因此,数据库和电子书还是不应完全取代对原刊的阅读,起码在我的感觉中,自己读来的资料比检索出来的电子文本,更多了一种发现的乐趣。

近代是女性文学崛起的时代,自郭延礼教授对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较早给予关注之后,该课题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今年正值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全国各地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也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本次会议共收到关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论文5篇,透露了学术界对近代女性文学和女性问题的关注。朱秀梅的《“我”的出走与回归——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分析》以晚清新小说《孽海花》等文本为切入点,研究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社会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这一话题的认识。作者通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分析了由于晚清社会的变革更多地注重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因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压倒了对人的自我的关注。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尽管这些小说都是举着妇女解放、妇女自由的旗帜,但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尚未具备真正的自我意义。赵华的《晚清小说对妻子的理想建构》一文,认为在夫妇伦理结构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晚清社会的妇女运动虽然使女性形象和地位获得了新的再生与重塑,然而本质上女性的雌伏状态并未得到改变。文章对于现今理解妇女的历史命运与身心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赵文静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知识妇女群》从历史学角度,考察了近代知识妇女群体出现的历史进程、女权主义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对知识妇女群体进行了个性化的描述。刘青青的《近代中国女性译者群体及其文学翻译活动概述》在叙述方法上与赵文静的文章有相似之处,从材料出发,叙述近代在翻译文学领域内妇女的成就,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阎一菲的《从“佳人”到“俊友”——论〈品花宝鉴〉中士旦交往模式之转变》对近代士旦交往模式的转变进行了研究,虽然不是专论女性形象的论文,但是其论述的思路却与以上诸文有异曲同工之处。

清代诗学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学术增长点。蒋寅在《文艺理论研究》主持“清代诗学研究”栏目,刊载了一系列关于清代诗学个案研究的论文。在《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一文中,蒋寅指出乾隆二十二年科举恢复试诗,这一举措激发了士人写作试律的风气和研习试帖诗学的热情,更刺激了坊间编纂、笺注、评析古今试律作品的风潮。马卫中《道咸诗坛吴门寒士诗人心态及诗歌创作》以道咸诗坛的吴门寒士为切入点,探寻黍离之忧下的寒士心态及其诗歌创作趋向。

澎湃新闻:汤志钧先生在回忆中说,他在接手《梁启超全集》编纂工作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梁启超,这当然是谦虚之语。为何中华书局会在1982年将此重任委以汤先生?

而除了报刊这个巨大的资料库,如果要做原创性研究,也要对其他未经开发的史料有一种发现的眼光。要获取这些资料,读各种近代的图书目录是一个办法。要了解近代的出版情况,最先应该翻阅的是当时印行的书目。如周振鹤编的《晚清营业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近代译书目》等。我写《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时,就利用了梁启超1896年编的《西学书目表》以及徐维则辑、顾燮光补、1903年印行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因此可以发现当代人所编的《中国烹饪文献提要》里没有记录的《西法食谱》一书。另外,有收藏爱好的学者的藏书目录也值得关注,像我翻过阿英和唐弢的藏书目录,都很有收获。

此外,关于小说文体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季桂起的《论清末民初小说的体式变革》以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它们在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叙述体制、叙述视角等方面的变革,肯定了清末民初短篇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体式向现代小说体式转型中的先驱地位。张兴的《浅析林译小说的拟古文体》一文同样是关于近代小说体式的研究论文。林纾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把西方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中国的卓越而独具特色的翻译家。论文选取林纾的“拟古文体”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论述了拟古文体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将林纾作为传统文学的终结者和新文学的启蒙者介绍给我们,丰富了我们对于近代小说翻译与创作的认识。刘琦的《中国近代“新小说”的先驱——〈清末时新小说〉简介》一文,是关于《清末时新小说》的研究介绍。刘丽霞的《近代来华圣母圣心会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介》一文,研究近代圣母圣心会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评介。两篇文章都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研究当时的文学现状,有个案分析的典型意义。

3月,“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召开,并刊发了一组由刘跃进、张国星、左东岭、朱万曙、马自力等撰写的“中华文化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笔谈,提倡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弘扬由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而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后,“中国多民族文学高层论坛”、“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等相继召开。中华文学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兴起新一轮高潮,罗鹭《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论述了法式善对元诗撰写的提要和接受。和谈《论耶律铸的乐府诗创作》对契丹文学史上的耶律铸的乐府诗创作进行了论述。李祥林《中国戏曲女作家第一人马守真》考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戏曲作家不是叶小纨,而应该是马守真,并对其创作的《三生传》传奇进行了分析。

汤仁泽:“从来没有”,应该是谦虚之语,有事实可证。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亲就潜心研究常州今文经学和戊戌变法,1953年就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了。康、梁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当然是研究对象之一。他最初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两部专著中:一是《戊戌变法史论》,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二是《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出版。当时对戊戌变法及康、梁等人较为深入的研究,是《戊戌变法简史》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两书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前者是1960年8月,后者是1961年4月出版的。

翻书目之外,我自己更喜欢的一种方式是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当然,在目前中国境内,入库读书还有一定的限制。北大虽然已经有一些开放的文学、社科、港台图书或报刊阅览室,但大库里学生还是不能进入。其实对我来说,真要浏览大库的图书也比较困难,因为数量太多,书也太杂,包括了各种层次的读物。所以,我的入库读书的经验,多半得自境外的图书馆。那里的书数量不那么多,但相对来说,挑选比较精,更加专业。而让我受益最多的图书馆,除北大之外,其实是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海德堡大学。而且,有时,比如在东京大学检索目录比较麻烦,我会选择直接入库,一架一架地翻看,熟悉各类书籍的存放位置。

本次会议收到关于近代诗文研究的论文有4篇。作为“辛亥革命”第二功臣的黄兴,历来被学者作为一个军事家、革命者的形象进行研究,而孙之梅《独立苍茫万方难——黄兴的诗人情怀》一文却为我们挖掘出了黄兴的“诗人”形象。论文通过对黄兴抒情性诗词的深刻解读,为我们展现了他苍茫独立的形象及其诗人情怀,丰富深化了学界对黄兴的认识和理解。胡全章的《高旭与晚清诗界革命》一文,从报刊中寻找高旭诗歌的第一手资料,考论其与诗界革命的关系,是一篇论证充分、见地准确的论文。尤其是文章提出的应以研究对象诗歌的第一次问世为研究资料,慎用研究对象本人或后人汇总之后的总集资料的观点,对于近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胡峰的《诗界革命:现代新诗语言追求的先声》一文,将诗界革命放在近现代新诗变迁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以语言的变迁为中心,抓住了诗体变迁的核心:即诗界革命是现代新诗的先声。论文视角新颖,视野开阔,是分析探讨诗体变迁的一篇见地明确的论文。姜维枫的论文《〈漫游随录〉形象双向多元言说》虽然论述的是一个老问题,但是论者摈弃一般论者的习惯,通观《漫游随录》,结合王弢一生的经历,用形象学的理论给以阐释,别出新见。

2015年适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学遗产》第3期和第5期分别刊发署名为“本刊编辑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爱国情怀》和梅新林《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两篇长文,再现了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的坚守与抗争,彰显出抗战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凝聚民心、团结抗战方面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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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曾经在东京大学讲学两年,所以像文学部的汉籍中心、文学部与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图书室以及学校的综合图书馆四处都可以自由入库;并且,和文学部每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老师一样,我也拥有一把汉籍中心的钥匙,能够随时进库(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两个月,我也有那个图书室的钥匙),所以对那里,尤其是前三处的藏书相当熟悉。在上次讲“都市研究:晚清上海片影”时,我已提到在东洋文化研究所阅读《申报》和其他关于晚清上海的图书,为我和陈老师编选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配资料的情况。起码很多《点石斋画报》原刊以及《(新增)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与《新辑海上青楼图记》,都是在那里发现的。这对我撰写《晚清上海片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具有关键作用。

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还有刘东方、刘伟的《“同人”与“翻新”——论近代的翻新小说与当下的同人小说的承接关系》。这是一篇将当代文学与近代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很有见地的文章。作者敏锐地发现近代小说翻新的特征,并就此现象进行了长时段的思考,联系当今的同人小说,论述了二者之间的承续关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学界当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课题。赵红卫的《论“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与易代之际的山东世家大族——以明清时期安丘曹氏为例》是关于明末清初山东世家曹氏家族的论文;周丽娜的《“世俗之神”的智性审视——鲁迅小说中金钱话语的意蕴分析》,是关于鲁迅小说中金钱话语意蕴的论文;赵双花的《现实斗争中的激进与回旋:路翎抗战小说新论》是关于抗战时期路翎小说的论文。这些论文观点新颖,论证充分,展示了学者们深湛的研究功力,丰富了本次会议的议题。

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及修订本

我也相信,有些史料的发现需要契机,这当然也关联着研究的展开。其实,正是因为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的收藏覆盖了整个东亚,我在里面翻查的时候,发现了古代朝鲜的《承政院日记》(1623—1910年的王朝记录)和一套“韩国史料丛书”,加上我在汉籍中心看到“小仓文库”收藏的一册用“在朝鲜国元山港”“日本总领事馆”的稿纸抄录的黄遵宪《朝鲜策略》,才会写作《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写作与接受》(2000年)。那时,各种信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获取,所以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近代史所的杨天石先生在我之前六年,已经就这个题目发表过论文。不过,这篇文章对我个人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让我在近代研究中,不但关注来自日本的影响,也会感觉到朝鲜的重要性。

最后需要隆重介绍的是郭延礼教授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此文长达3万余字,是郭先生多年来对近代文学研究思考的结晶之作。文章肯定了中国近代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坚持它在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文章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近代文学正被有意无意地消解的命运,详细解说了被消解的几种方式:不科学地处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将一些自定的标准作为区分近、现代文学的理论根据;将近代主流作家纳入现代文学的范围。针对这些消解方式,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意见。郭先生的文章主体以西学东渐为关照,将80年的近代文学系统地划分为萌生期、发展期和完成期三个时期,并详细论述了每一时期的特点和成就,以及不同时期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文章批驳了当前近代文学研究界所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强调了中国近代文学史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独特的历史贡献。郭先生的论文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对于推动学界自觉加强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五十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1955年2月,李泽厚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这篇论文是李泽厚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他当时是北京大学一名刚刚毕业的学生。”(时胜勋《李泽厚评传》,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20页)父亲不同意李的观点,于是在《文史哲》1957年第一期上发表《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李商榷。李泽厚毫不示弱,同年同刊第九期上以《〈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简答汤志钧先生》一文加以反驳,引经据典,词锋犀利刻薄,时而上纲上线。同时参加讨论的有张玉田先生,文为《关于〈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在父亲看来,李、张两人说服力不够,他有强硬的史料依据,再次发文反驳。这次是《历史研究》1959年第八期的《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第十一期的《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

顺便说一下,在外面读书的一个经验是,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特别的资料做研究。比如关于《朝鲜策略》的论文,如果不是在东大的机缘,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写作冲动。还有收入《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的《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也是如此,因为伍庄晚年居住香港,他的著作在香港保存最多,我在香港期间写成此文,这让我有机会借助考察梁启超与伍庄的关系,也了解到康有为创建的保皇会的最后归宿。

本次会议还进行了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产生了以郭延礼教授为会长的新一届理事会,并召开了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我们相信,本次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提出的学术思考,必将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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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近代史料的问题,刚才提到的来自日本的影响是近代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所谓“西学东渐”,在清末民初主要体现为明治文化与文学的输入。这在现在也已成为常识。不过,在我做梁启超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于明治文献的使用还非常稀少。由于梁启超在谈到“文界革命”时提到德富苏峰,并且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也作为梁启超的译作收在《饮冰室合集》中,由此引起我对这些日文原作的追踪。北大图书馆的日文书收藏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富的,这确实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诸如《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日本近代文学大系》《近代文学评论大系》这类大套的丛书都有购买,并且,虽然馆藏只有一本,那时却可以随便借出。因此,我的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最为日本学界看重的,就是下半部讨论日本明治文化、文学与梁启超的关系。这也可以算是新资料的阅读引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开幕式

李泽厚与汤志钧的论文

而由于日本众多图书馆数据库的开放,特别是国会图书馆中近代电子图书馆里大量的明治时期读物,为我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我自己虽然电脑水平不高,但在2005年去美国莱斯(Rice)大学开会时,听一位汉学家说到日本国会图书馆电子书的开放,便留了心。这也可以说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交流的一个好处吧。不过,真正开始动用这份资源,还要到2011年撰写《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一文,那时花了很多时间,十张十张地下载了十几本明治年间出版的西方女杰传。当然,2000年前后,我在日本两年期间,也已经复印了德富芦花编的《世界古今名妇鉴》,这本书也是过了八九年,在写作《〈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时才用上。

合影

这场激烈的讨论影响很大,此后国内外不断有新史料发现,为辩论双方提供证据,辩论还在继续。房德邻于1995年撰文《〈大同书〉起稿时间考》即是讨论的继续,他说,“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时间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见《历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去年底,我还收到茅海建教授寄来的佐证材料。

相对说来,近代知名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还比较容易得到,我的感觉反而是,越是当年印刷量大的书,后世越难找到。因为此类文本大多属于通俗读物或应用性较强的书籍,使用者看过后多半会丢掉,似乎没有收藏价值,图书馆或个人藏家也都对它缺乏兴趣。不过,这类读本对了解普通知识或曰常识在社会的传播状况很有用处。当然,我关注的主要是其中与新思想相关的部分,这些读本恰好承担了将知识精英的思想向大众普及的功能。在近代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研究这类带有普及国民常识性质的启蒙读物,可以让我们知道现代思想是如何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所以,我对这些常识读本很看重。而在查找的时候却很费劲。以我在《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讨论的七本中外女杰传为例,其中三本——《外国列女传》《祖国女界伟人传》《祖国女界文豪谱》为北大图书馆已有;其他如《世界十二杰》,先从《新民丛报》广告中得知此书,却一直未寻到,最终是从钟少华先生那里复印来,而这是他父亲钟敬文的收藏;《世界十女杰》在《苏报》上看到告,北京没找到,上海图书馆有藏,我的复印件还是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刘慧英送的;《女子新读本》是根据《女子世界》杂志所刊该书《导言》和“拟目”得知,最后从首都图书馆找到;而《(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也是在《女子世界》看到广告,从唐弢藏书目录中发现居然有收藏,才从现代文学馆访到。本来还打算做晚清女子修身教科书研究,但查找教科书的难度更高,所以一直未能上手。

专著和辩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与中华书局会在1982年将此重任委以父亲不无关系。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父亲任主编。

此外,对新公布的史料也应该有一种敏感,它会产生刺激效应,激发你对既有史料的重新认识,这样,新的研究题目会被带出来。我自己的感触是,2009年嘉德拍卖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一批信,2012年匡时拍卖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书信与文稿,都勾起了我研究与利用的欲望,据此分别各写出三篇论文,即《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与《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与《梁启超与父亲》。这种研究其实是新史料带动了我先前的积累,提供了一个书写的契机。

澎湃新闻:您从何时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当时都做了哪些事情?

而调动积累,也就是在新史料与旧史料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情况可能更经常发生。比如,我最初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书库中看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出版的《〈申报〉康梁事迹汇抄》时,立刻感觉此书应该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纂有关系,而此书《出版说明》说的是:“从成书的情况看,该书似是在梁启超逝世后,某人因某种需要辑录而成的。”我在这个学期完成的一篇论文《〈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材源考》中,借助中华书局去年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即《长编》的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比对文字,证实了这册抄本确实是为编写梁谱而请人专门从《申报》摘抄的相关史料。这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在史学界卓有声誉的年谱是如何编写完成的。

汤仁泽:我于1983年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我的参与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两点:一、作为儿子,父亲需要你干什么,只要力所能及,没有推脱的理由;二、我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偶然性也有两点:一、自1983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任教,时间正好在父亲接手《梁启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后不久;二、1996年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成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员,得知父亲仍在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并发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完成了大量的编辑点校工作,但参加编集的同志,或退休、或转行、或出国,身边正缺帮手。两点偶然性,无疑是两次难得的机遇,所谓“上阵父子兵”,我有义务协助父亲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此外,新史料的进入也会引起对已有论述的修正。也举一例:这次课上讲到欧榘甲的《新广东》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表时题为《〈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发现这层以前未认知的关系,对于这部政治小说中两位主要人物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论争会有一个新的理解,也会对梁启超中断小说写作的原因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即不只是因为1903年的美国之行使梁启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主张,实际上,在小说第三回的黄、李论战中,由黄克强所代表的康有为的意见,已经使“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脱离了原先设定的轨道,小说因此写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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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依据个人的研究所得,对近代文学史料的发现和使用做了零散的介绍。傅斯年曾经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这类名言,对这个说法学界虽有争议,但起码史料功夫确实是一个做近代文学与历史研究的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而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当然,新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也离不开新的研究思路或曰新眼光的照亮,这也可以说是个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问题吧。

汤志钧、汤仁泽父子在“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特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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