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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观念的表达与接受澳门新葡萄京app下载,的寓言的

第三,就一个相对完整的寓言和重言来说,需要有对话双方同时出现。或者说,有一人提问而另一个人回答提问,这就构成了一个寓言或重言。

寓言和重言皆是《庄子》文本书写的重要方式。但既然二者都不完全可信,为什么还要用它们呢?这里有必要考虑到权宜的方法。二者虽都不完善,但仍可藉以论之。此外,我们也要意识到深意:不管是寓言还是重言,其背后的言论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路途。

最后,作者、文本和读者是研究作品的三个视角。中国古代文论以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为代表,特别重视推原作者之意,重视对作者的研究,相对忽视从读者角度对文本进行探讨。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接受美学,突出了读者在建构作品意义过程中的作用。在对卮言的研究中,也能看到接受美学的影子,具体表现为探讨如何阅读卮言,发掘对读者而言卮言的意义。曾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的吴光明教授在《卮言 寓言 重言庄子的哲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卮言是这样一些言辞,它要求我们改变、被评价及变形,面对事物时绝对地聪敏与灵活。我们感到阅读时被奇怪地净化了,那些言辞的宣导功能使我们思考。它们的晦涩难懂不能归因于庄子的笨拙,而是因为阅读方式的错误。我们必须放弃创设方式,放松自身,并且让我们自在自为。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并理解。它们使得读者一遍遍地重读,直到停止思考而只用直觉去感受。

“大声不入于里耳”,“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庄子对世俗受众的观察与反省,对后世影响深远。佛陀向俗家宣扬教义,采取“俗讲”或“变文”形式,正得庄子之启示。至于文章家大量引经据典及名人名言,实为庄子“重言”之故伎而已。

北冥第一 (郭象本此篇改名为“逍遥游”)

做庄子言论研究的人,几乎没人能绕开对“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讨论。在读《庄子》文本时,我们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凡举文本的内容,都无疑是庄子认可的。其浅其薄已不待多言。人们大多认为,三言是庄子自己及其认可的独特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这没有问题。但庄子怎么个认可法,却论之寥寥。

再次,西方学术传统还特别重视口头与书面语言的分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就论及这一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系教授林顺夫在《庄子内篇的语言》一文中提出,卮言是道家唯一的理想言说方式,指的是与心灵的作用方式一致的口述行为。卮言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而后转化为书面文字。他还进一步探讨了卮言作为书写结构与《庄子》哲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晋代司马彪注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辨识出了卮与支双关的意义,这就将《庄子》散文的形式与支离一词所描述的不正常身体形状做了类比,这是对内篇及全书其他很多部分书写风格的重要洞察。庄子是唯一一位尝试将其观念以相应的散文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家。

譬之旅行,三人有一人大愚大惑,并不影响正确路线的选择与准时到达目的地,愚惑者少而明白者多。倘若三人有两人大愚大惑,则可能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终不能到达目的地,愚惑者众而明白者寡,正确路线不能执行。至于天下人皆惑,虽独一人清醒,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其目的。天下之人皆愚暗“沉浊”,所好者不过“折杨黄荂”之类“下里巴人”鄙俚俗艳之科,纵有高言至理,终不能夺其所好。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魏武侯听至言高论而不乐,闻“俗言”狗马之事即“大悦”,亦“折杨黄荂,则嗑然而笑”之类也。

首先,《寓言》中没有对“十九”和“十七”两个数字做任何说明,其隐含的意义就是:“十九”和“十七”两个数字过于简单,所以无须解释。因此对 “十九”和 “十七”两个数字做任何迂曲解说都很可能是不恰当的,应该做字面直解,即 “十又 (有)九”和“十又(有)七”。

再来看看卮言。卮言又称为道言,是契合道的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卮言生生,合乎天的分际,散漫流行,悠游终生。不管卮言有个致命的漏洞。既是卮言,那也是“言”,是言就有分别,有分别就不齐,不齐就不与天地合德;但“卮言”之“卮”又合于天地之德。对于这样的背反,文本也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卮言又叫“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卮言就是这样的“两面派”,又言又不言,由不言由言。什么意思呢?

19世纪有三位英国汉学家将《庄子》全译成英文。巴尔福是首译者,曾任职于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他没有将卮言译成对应的英文词语,而是译解其含义,根据郭象注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突出了卮言因物随变的特点。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思译为Goblet words,卮为酒器,古注如此。这一译法以其简洁形象、贴近原义而广为接受。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格译作Cup,or Goblet Words。对《庄子》中与卮言相关的论说,理雅格主要依据成玄英、王雱及陆树芝的疏解加以翻译,在其译本的序言中一一列出了这些庄学要籍。

《庄子》“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之“寓言”,有两种方式:一是随意编排人物,使之主客相对,往来问难,借以推明庄子本人观点;二是杜撰历史故事,矫托古人声口,借以叙述庄子本人思想,这类“寓言”则与“重言”相叠合。

按照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三言”之中的寓言和重言因为记载了很多历史人物的言语所以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庄子》才是关于道家文化最古、最丰富、最完整的资料,考证道家源流,必以《庄子》为门径。

寓言的言说方式是“藉外论之”。这里的“外”指客观的他者,为什么要有这么个“外”呢?我们知道,《庄子》对“成心”大有批判,认为人的很多不当行为都源出成心。成心可指既定的偏见,也可指某些知识。“亲父不为亲子谋”,父子之间有个“亲”,“亲”就是成心的表现。就这个问题看,要想避免某种成心,就需要外人的言论。但这样就没问题了吗?“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人还是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倾向的价值去应,去反,去是,去非。所以“寓言十九”,还有一分不信。那这么看来,庄子对寓言的认可保有限度。

首先,宗教因素的介入十分明显。翟理思在翻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时,直接把天倪译为God。天倪绝非上帝,这一译法赋予卮言以宗教意味。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系教授李耶理所撰《道家的表述与说服:徜徉于庄子的语言类型》一文,从宗教伦理学角度对卮言进行了阐释,给予卮言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如何用劝说的方式展现一个超越我们通常理解的世界,是宗教伦理学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卮言才能令人信服地展现那个世界。此外,李耶理在阐释卮言时,将其与天倪和天钧两个概念相联系,提出一个新异之说。他认为卮言参与天倪塑造万物的过程,天倪又被译成天钧。磨刀石和陶钧都是通过控制暴力而生产出新的更好的形态,庄子以此为喻,凸显了他对精神提升的理解,也凸显了用以表现这一思想的卮言。这种解读是对《庄子》的过度阐释,以何种态度对待暴力是西方宗教学的一个话题,并非《庄子》讨论的问题,更不是卮言的意义。尽管这种分析明显有悖《庄子》意旨,却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经典对于解决西方学术问题的助益。

其次,在《寓言》对寓言和重言的描述性定义之中,突出的是一个“信”字,即为了取信于人,庄子不直接宣讲而借助于他人之言,借助于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

重言是耆艾长者的“已言”。这里出现了一个称为“先”的词。“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先”首先不是指年龄的长老,而是说有伴随年纪增长的“精微本末”的见识。进一步说,重言也可叫威言,其中包含见识和威信,与年纪没有必然联系。浏览古代经典,我们发现,中国自古就有引经据典的习惯;往后还形成了先圣先贤的叙事方式。重言正于此有所揭示。人们把先圣先贤的“经纬本末”之论称为“人道”,视不得“人道”的人为陈腐之人。按照《庄子》文本的看法,时移势迁,先圣先贤的言论反而是陈腐的。此处用“陈人”正反讽重言的不可信,其不可信的成分比寓言还多两分。

寓言、重言和卮言,是《庄子》独特的言说方式,历来歧解纷出,其中,卮言尤为学界所重,英语世界亦多有探讨。《庄子》的各种英译本及相关论文中,卮言的译法只有几种,大多遵从中国古代有影响的注疏。

“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所谓党同伐异者,亦为世俗受众之常情。但人心虽好党同伐异,“各怙其私而不相信从”,却又自信于“耆艾年先”之“陈人”。即使其人马齿徒长,毫无“经纬本末”,流俗之人,却以其老迈便许其德高,妄为尊信。成玄英曰:“直是陈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无识,一至于斯!”是尊信“耆艾年先”之“陈人”,此又受众心理之一大恶俗也。故曰:“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

寓言重言突出的是个“信”字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有人认为“十九”“十七”分别指寓言、重言篇幅占全书的十分之九,十分之七。(如张默生、陈鼓应等)也有人认为,“十九”“十七”指寓言、重言有十分之九、十分之七的可信度。(如郭象等)宜从后者。(以事实来说,前者也没问题,但就文意言,过于枯乏。)回过头看这两言,它们当真为庄子认可,还是另有品评?

西方学者有其特定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遵从中国古代注疏之外,其研究视角必然会有别于本土学者。

不过,魏武侯所以开怀而笑,徐无鬼不免会错了原因。其实,徐无鬼变“高言”而为“卑论”,以魏武侯所喜好之狗马之事为说,这在厌闻高言大论的魏武侯听来,当然格外入耳,如久离桑梓者见其乡人,如久逃虚空者闻人足音,于是喜不自胜。正如乃父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古乐雍容肃穆,听者亦须玄端冠冕,高拱而坐;其内容其形式,易疲听者之神。而郑卫之音则桑间濮上,男欢女爱;俗艳之曲,闻者易动其心。徐无鬼欲说魏武侯而先以狗马之事,无异于桑间濮上俚俗之音,声色犬马之君,尤其乐闻。而女商所谓“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乃引经据典,高言大论,“庄语”也,宜乎武侯充耳不闻。

首先,寓言、重言、卮言三者应该是并立关系。寓言和重言区分的关键在于言说者学派所属的差别,即言说者或处于道家学派之外或处于道家学派之内,所以寓言和重言无疑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二者互不统属,泾渭可判。“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明显是在强调其言说内容如日出之新新,如天运之无穷。由此可以推导出作为“三言”之末的卮言应该是与寓言和重言并列作为第三种独特言说方式而独立发挥作用。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对于熟悉《庄子》的本土学者而言,英语世界中的相关研究,哪些比较贴近《庄子》文本之意,哪些明显偏离甚至与庄生之旨背道而驰不难辨识,辨其正误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并非笔者撰文的目的。如能借由海外汉学界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讨论,进而更多地了解中西学术的差异与交融,更深刻地认识自身,也更好地理解他人,岂不善哉!

具体而言,寓言“藉外论之”之 “外”是指 “道外之人”,这个“外”是相对于道家学脉而言的“外”,即在道家传承之外的各色历史人物,比如孔子、颜回等。学脉有内外之分而道学无内外之别,庄子认为这些“外人”所言之中大有可观者,于是记录下来以做存留,这便是寓言。重言则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寓言之 “外”,重言则为 “内”。“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之“己”与寓言之“外”正是彼此相对。重言则是指在道家传承体系之内的人物所言,或者说是 “道中人”所言,所以是为“内”。重言的第二重意义是指德高望重的“耆艾”之言,而《庄子》中言道的诸位“耆艾”都可以看做是在道家传承体系之内的人物。对于年高德劭、道德圆满的前辈高人的言语必须加以引述,否则就是 “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天下》篇中“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论述,可谓是深得寓言和重言概念的个中三昧。

解:

美国罗文大学哲学与宗教系王又如教授在《道家庄子和禅宗的语言策略》一书中,也从读者角度对卮言有所论析。他说:将卮言与其他普通语言模式区别开来的是,卮言包含庄子关于交流的认识,庄子认为交流是分享及参与,而不是传播信息或知识。庄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信息要传达,存在的精神的唤醒或转化以及一种新的生活,才是庄子要与读者分享的。庄子只是想让读者质疑他们自身的思考方式,卮言的目的是激发对自身的认知。曾就职于美国深泉学院的学者珍妮拉普在《比较诗学:欧坦克庇德斯、庄子与人类想象建构的平衡》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内七篇是庄子思想的忠实记载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物有所然,有所可;有所不然,有所不可。这是基于人的视角对物然不然、可不可的定分。“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这是说,物自在自然自可,没有想说什么,但它确实在着、然着、可着,这些又好像是它告诉了我们。追究起来,物的自在自然自可又与天地合德,无有始终,不可测度,那卮言也是这样的。所以才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

此外,卮为何器,是古今本土学者都曾予以考辨的问题,英语世界的学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傅云博认为,卮是一种用于农业灌溉的尖底瓶,而非玉制礼器,其说详见论文《永不稳定的言辞:庄子的卮言及用于灌溉的尖底瓶》。

徐无鬼游说魏武侯“黜耆欲,掔好恶”,武侯仰头看天,不为搭理。于是徐无鬼改变话题,以狗马之事入说,谓“上质之狗”与“天下马”,望之皆呆若木鸡,然使“上质之狗”捕猎,则无如其捷者;使“天下马”驰骋,则“超轶绝尘”,亦无如其疾者。于是武侯开怀大笑。女商不解其故,谓自己百计千方以说其君,“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却从未见君主如此兴奋。徐无鬼以远离家乡与亲人的“越之流人”及离群索居的“逃虚空者”为喻,说魏武侯所以开怀大笑,在于“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所谓“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侧”。

此外,现当代的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郭象本《庄子》内篇篇名的“奇特”。这种“奇特”可以说首先就表现在题目的字数上,其次表现在题目意义的隐晦上。在对相关历史材料进行仔细研究后有学者认为内篇题目是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加上去的。所以可以暂时把七篇篇名恢复为篇首二字或篇首人名,使其与《庄子》其他篇名相统一,以还原历史文本面貌,即:

文:

进入20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兹生的全译本最受学界推崇。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的全译本偏重《庄子》的文学性,也颇有影响。华兹生沿袭了翟理思的译法,在《寓言》篇首段的脚注中解释卮言,强调其无穷变化的特点,源自郭象注。梅维恒将卮言译为Impromptu words,也是基于中国古注。

其所以“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郭象注:“己虽信,而怀常疑者犹不受,寄之彼人则信之,人之听有斯累也。”《说文》解“信”字“从人言”会意,即人之所言则为信,足证庄子于一般受众之接受心理,揣摩尤其深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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